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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前员工获30万离职补偿后被控敲诈勒索 被羁押251天
时间: 2019-12-20

  李洪元于2005年10月入职华为,2018年1月31日被劝退离职,离职前在逆变器销售管理部工作。

  据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2017年12月到2018年3月期间,李洪元以向华为公司举报部门主管在业务上存在违规操作的行为进行要挟,从部门主管处勒索人民币约30万。

  2018年3月8日,部门主管通过部门秘书的个人银行账户向李洪元转款约30万元,交易摘要为“离职经济补偿”。

  李洪元称,这笔30万的款项属于“离职经济补偿”:他在华为工作长达12年,与公司协商获得个人离职经济补偿款331776.73元,扣除税金约3万元,到账约30万。

  2018年12月16日,李洪元被深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李洪元称,罪名是“涉嫌职务侵占”,12月28日,补充报案罪名变为“涉嫌敲诈勒索”,报案人是其前雇主——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证据是那笔从部门秘书个人账户汇出的、30万元的转账记录。

  李洪元的代理律师、广东意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谢连喜认为,本案关键之一在于款项是通过私人账户转出。“(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谢连喜说,李洪元的行为尚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按照法律规定,敲诈勒索罪的界定包括两个要件,行为人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且要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手段,逼迫他人交付财物。

  谢连喜说,李洪元不具备非法性和强制性两个要件,“向公司提起的经济补偿是合法的,他本人也没有进行威胁或要挟,逼迫对方交付财物。”

  经过两次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一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后,2019年8月22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李洪元不起诉,次日,李洪元重获自由。

  据李洪元讲述,不起诉的直接证据是一段两个多小时的录音。他与华为人力资源部门协商离职赔偿,其中未谈及任何以“举报业务造假”来要挟获取赔偿。

  李洪元为此失去了251天的人身自由。据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李洪元获得了包括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约10万元的国家赔偿;同时会向李洪元原工作单位及其父亲所在的工作单位发函,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李洪元:2018年12月16日一早,我一个人在家,上门把我的电脑、手机收走,问及犯罪事实,他们说是“涉嫌职务侵占”。进派出所后,被告知,罪名变更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

  2019年1月22日,我收到了逮捕证,罪名是“涉嫌敲诈勒索”。直到4月份,检察官跟我说,公司举报我敲诈勒索30万。

  李洪元:那笔约30万元的离职赔偿(转账记录),以及三个人的口供。这笔钱当时(2018年3月8日)是由周某(部门秘书)从她的个人账户转到我账上的。

  李洪元:这是税后离职补偿款。华为的劳动合同是四年一签,2017年底,我合同到期。当时我的主管和人力资源部门相关负责人都跟我表达了不再续签合同的意见。

  这是公司选择,我尊重。我提出了2N的补偿方案(注:2N指的是每工作一年支付2个月的本人工资)。我在华为工作12年,应该补偿24个月的工资。

  我和人事谈判的时间是2018年1月31号,长达2小时12分24秒,整个过程很愉快,有说有笑。我从来没有谈及任何举报业务造假的事情,并且遵从要求签订了书面离职协议。协议上明确,我将在一个月之内收到30万元的税后补偿款。

  2018年3月8日,我从老家返回深圳,到公司与人力资源部门签订了确认书,当天晚上,我收到通过部门秘书个人银行账户转过来的约30万元。

  李洪元:我有一位前同事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离职赔偿款。我以为这是公司在许可范围内的一次变通行为。

  极昼:你刚才提到内部举报业务造假的事情。公司报案的事由,正是你以举报部门主管和部门业务违规进行要挟,勒索人民币约30万。

  李洪元:在逆变器业务部门工作期间,我发现了业务造假问题。2016年11月21日晚间10点24分,我向公司发送了举报邮件。

  随后,我察觉到我在工作中可能受到打击报复。2017年7月,我被彻底边缘化。后来,我就随身带着录音笔,这个习惯挽救了我。

  2018年2月2日,华为人力资源委员会发布了《对逆变器业务部业务违规责任人的问责决定》。不知道这份问责决定,是否是因为我的举报导致,但证明我举报的事实确实存在。

  李洪元:我想过后果,但没想过会以坐牢为代价。我当时以为公司高层会见我,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以此来实现我的职业提升。

  录音内容,是我离职的时候和当时的人力资源部门相关负责人协商赔偿金额的过程。我们谈话并没有涉及到任何以“举报业务造假”来要挟获取赔偿金额的事实。

  李洪元:没有。从去年3月8日拿到补偿款至今,华为的人从未直接找过我。我妻子坚信我无罪,她也没有去找华为(沟通调解)。

  我一直处在等待之中,等家人帮我请律师。我妻子去找过法律援助律师,但那名律师认为我有罪。后来我妻子就蹲在深圳第二看守所门口,最终在那里找到了代理律师。

  4月开始,律师每个月都会来和我深入沟通1次到2次,每次大概1小时,一共来了5、6次,律师一直坚信我没问题。

  (在里面)我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发呆,思考我以后应该走怎样的路。从法律角度讲,我的遭遇从头到尾就是一桩冤案,但从经济学或者个人的角度来讲,这可能是自找的,也可能是对个人价值的加持。

  李洪元:在拘留期间,我爷爷去世了,90多岁。我猜他肯定知道了我的事情。我妻子本来在老家照顾女儿,因为这件事,她到处奔波。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把事情告诉女儿,不过随着网络的曝光,估计她也知道了。

  李洪元:我出生在普通的工人家庭,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高考前在奥林匹克竞赛中拿到浙江省赛区的第一名,这是我到现在都引以为傲的荣誉。

  2005年10月,我进入华为,12年里,我一直是基层员工,从未升过职。当时选择这里最直接的原因是工资高,2005年,我在老家每月只能拿到2000块工资,华为有9000块。我一直是一个人在深圳奋斗,女儿在老家长大读书,妻子照顾家里。

  李洪元:(从华为离职后)我没有工作。我今年42岁,不适合去公司应聘,更适合创业。我在看守所里遇到很多跟我有类似经历的人,不敢说他们是冤枉的,但觉得能做点什么,我希望未来能做一些跟司法平台相关的工作。

  我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与华为高层达成一次沟通,但我们之间没有沟通的桥梁。我的社会地位无法和他们沟通,我在想是否能够借助更大的资源来做成这件事情。当然,这里有我的一点私心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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